有关舌诊的论述在医籍中最早见于《内经》，如《紊问·脉要精微论篇》说：“心脉搏坚而长，当病舌卷不能言。’’因手少阴心经起于心，挟咽喉，因心有病，面引起“舌卷不能言”的症状。《素问·热论篇》说：“伤寒一日，巨阳受之，五日少阴受之，少阴脉贯肾络于肺，系舌本，故口燥舌干面渴……十一日少阴病衰，渴止不病，舌干已而嚏……大气皆去，病日已矣。”是说人体感受寒邪，表证未解，化热入里，舌干是里热的征象。“舌干已”是里热已退，律液恢复，病愈的表现。
《索问·剌热篇》说：“肺热病着，先淅然厥，起毫毛，恶风寒，舌上黄身热。”是将舌上黄身热作为表证未解，化热人里的质证。《索问·大奇论篇》说：“胃脉沉鼓涩，胃外鼓大，心脉小坚急，皆鬲偏枯……不喑舌转，可治，三十日起，其从者，喑，三岁起。”是根据舌体运动是否灵活，和有无语言障碍来撰断病情的轻重和恢复的时间长短。《灵枢·热病第二十三》说：“舌本烂，热不已者，死。”是因里热面造成的舌烂。如热仍不退，病情就要加重并危险。《灵枢·剌节真邪第七十五》说：“阴气不足则内热，阳气有余则外热，内热相搏，热于怀炭，外畏绵帛，近不可近身，又不可近席，腠理闭塞，则汗不出，舌焦唇偏。”是邪热既盛，又不汗出，热不得外泄，而舌焦唇撰。《难经·二十四难》说：“足厥阴气绝，即筋缩，引卵与舌卷……故舌卷卵缩，此筋先死。”是因厥阴肝经气绝，面出现的卵缩舌卷。
《内经》虽然没有将“舌诊”做为专题论述，但从散在的各篇有关舌诊的内容可以着出，不同的疾病在舌上有它不同的反映，心病可以引起舌卷和语言障碍；邪热亢盛可以引起舌干、舌烂；表热传里舌苔变黄；肝经气绝引起舌卷；并以“舌干已”津液恢复为热病病愈的恢据；以及舌的运动是否灵活来推断疾病的轻重和预后的情况。说明从那个时代起，已经注意到舌的变化与疾病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在《内经》和《难经》的基础上，张忡景对舌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，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中亦有关于舌诊的论述。例如：《伤寒论》130条：“脏结无阳证……舌上苔滑者，不可攻也。”指出“舌苔滑”是阴寒内盛的征象，治宜温里回阳，而不可用攻伐剂。《伤寒论》137条：“太阳病，重发汗而复下之，不大便五六日，舌上燥而渴，日晡所小有潮热，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者，大陷胸汤主之。”是太阳病汗、下后，伤及津液，所以舌上燥。《伤寒论》168条：“伤寒若吐若下后，七八日不解，热结在里，表里俱热，时时恶风，大渴，舌上干燥而烦，欲饮水数升者，白虎加人参汤主之。”舌上干燥为表证误治，邪热人里，里热炽盛的表现。《伤寒论》221条：“阳明病……心中懊脓，舌上苔者，栀子豉汤主之。”是根据舌上是否有苔而决定可否应用栀子豉汤。《伤寒论》230条：“阳明病，胁下硬满，不大便而呕，舌上白苔者，可与小柴胡汤。”是根据白苔来鉴别邪在步阳而不在阳明。《金匮要略·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》说：“病者腹满，痛者为实，可下之。舌黄未下者，下之黄自去。”是将黄苔做为里实证可下之的主要指徵之一。《金匮要略·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》说：“肝中寒者，舌本操。”因肝脉循喉咙之后，络于舌本，寒郁化热，故舌本干燥。《金匮要略·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第十三》说：“渴欲饮水，口干舌燥者，白虎加入参汤主之。”是将舌燥做为里热白虎汤的主要指徵之一。《金匮要略·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第十六》说。“病人胸满，唇痿舌青，口燥，但欲漱水不欲咽，为有瘀血。”指出舌青是瘀血的表现。
从以上的条文可以者出，张仲景不但将舌苔的变化，做为辨证的内容，更主要的是他将舌质与舌苔加以区别开来，所以张石顽在《伤寒绪论》中说：“舌苔之名，始子长沙，以其邪气结里，如有所怀，故请之胎。”张仲景的这一贡献无疑对后世舌诊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。他指出的滑苔主阴证，舌燥主热，黄苔主里热实证，舌青主瘀血，这些见解，现在者来也是完全正确的。尽管张仲景论述的舌苔种类和内容不多，但可以证明他是从实践观察中得来的，并将舌诊具体运用到辨证论治中去，有时甚至做为辨证的主要侬据，为后世舌诊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在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的基础上，后代医家对于舌诊的内容不断补充和发展，临床应用也越来越广泛。如《中藏经》（托名华佗）对心肝脾肺肾五脏病证在舌诊上的表现都有论述。如《中藏经-风中有五生死论》说：“心脾俱中风，则舌强不能言。”《中藏经·论肝》说：“肝中寒，舌本燥。”《中藏经·论胆》说：“胆胀则舌下痛。”《中藏经·论心》说。“心脉搏坚而长，主舌强不能言。”《中藏经·论肾》说：“肾生病则口热舌干。”《中藏经·论脾》说：“脾病则而色痿黄，实则舌强直，不嗜食。”《中藏经·论三焦》说：“上焦实热则额汗出，而身无汗，能食而气不利，舌干口焦。”基本是沿袭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而来，且有所补充。
晋代王叔和著《脉经》，主要是论述脉学的理论，在这部著作中载有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、《中藏经》有关舌诊的内容。如《脉经·卷五·扁鹊诊诸反逆死脉要诀第五》载：“胃脉沉鼓涩，胃外鼓大，心脉小紧急，皆膈偏枯，不喑舌转可治。”《脉经·卷六·心手少阴经病证第三》载：“心脉搏坚而长，当病舌卷不能言。”就是《内经》有关舌诊的内容。《脉经·卷三·肝胆部第一》载：“徽涩为瘼疭挛筋，足厥阴气绝，则筋缩引卵与舌。”是《难经》有关舌诊的内容。
《脉经·卷七·病发汗吐下以后证第八》载：“伤寒吐下后七八日不解，热结在里，表里俱热，时时恶风，大渴．舌上干燥而烦，欲饮水数升，属白虎汤。”是《伤寒论》有关舌诊韵内容。《脉经·卷六·肝足厥阴经病证第一》载：“肝中寒者，舌本燥。”是《金匮要略》有关舌诊的内容。《脉经·卷六·肾足少阴经病证第九》载：“足少阴之脉，是动是主肾所生病者，口热舌干。”是《中藏经》有关舌诊的内容。有关舌诊的内容，还有如《脉经·卷二·平人迎神门气口前后脉第二》载：“左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阴实者，足少阴经也，病苦舌燥。”脉阴实是肾阳亢盛，肾阴受劫，故舌苔干燥。《脉经·卷三·心小肠部第二》载：“心象火，与小肠合为府，其喉舌。”是说舌是心之外窍。《脉经·卷四·诊五脏六腑气绝证候第三》载：“病人肉绝，耳干舌皆肿。”是说舌肿是危重的证候。《脉经·卷四·诊百病死生决第七》载：“热病七八日，其脉微细，脉代，舌焦干黑者死。”代脉主脏气虚，舌焦干黑是阴液枯竭，故属危重之候。《脉经·卷六·脾足太阴经病证第五》载：“足太阴之脉，是动则病舌本强，是主脾所生病者，舌本痛。”是说脾病所引起舌的变化。《脉经·卷七·病不可下证第六》载：“伤寒发热，头痛耳黄，舌上苔滑，烦躁，脉滑实。”伤寒发热耳黄，脉滑实，属阳黄，阳黄是湿热为患，滑苔是湿邪的表现。《脉经·卷七·病可水证第十五》载：“寸口脉洪而大，数而滑，洪大则荣气长，滑数则胃气实，荣长则阳盛，怫郁不得出身，胃实则坚，难大便，则干燥，三焦闭塞，津液不通，医发其汗，阳盛不周，复从下之，胃燥热畜，大便遂实，小便不利，荣卫相搏，心烦发热，两眼如火，鼻干而赤舌燥齿黄焦，故大渴，过经成坏病，针药所不能制，与水灌枯槁，阳气微散，身寒，温衣复汗出，表里通，然其病即除。”脉洪大滑数与舌燥都是重热亢盛的表现。《脉经·卷七·热病阴阳交并少阴厥逆阴阳竭尽生死证第十八》载：“吐舌下卷者死。舌头四边，徐有津液，此为欲解。”吐舌多见于热毒攻心或正气已绝，因此多为危重证候，舌边有津液为阴津来复，病有转机的表现。《脉经·卷七·热病十逆死证第二十一》载：“热病腹胀便血，脉大时时小绝，汗出而喘，口干舌焦，一旬死。”热病脉大，舌焦，为邪热亢盛，阴液已竭，脉时时小绝，为正气欲脱之象，故主危证。《脉经·卷八·平中风历节脉证第五》载：“邪人于脏，舌即难言。”中风不语为邪人于脏之中风重证。《脉经·卷八，平肺痿肺痈咳逆上气淡饮脉证第十五》载：“咳而口中自有津液，舌上苔滑，此为浮寒。”咳嗽苔滑为表证之咳嗽等等。
王叔和之《脉经》无疑是以论脉为主，但在所有有关舌诊的内容中，大多数都有相应的脉象，这样客观上就起到了将脉诊与舌诊有机的结合起来，为以后脉诊与舌诊的结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。
隋唐时期舌诊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，巢元方等撰《诸病源候论》中，有关舌诊的内容就丰富多了，例如《诸病源候论·卷四·虚劳舌肿候》说；“心脾俱热，气发于口，故舌肿。”《诸病源候论·卷四，虚劳骨蒸候》说：“皮蒸……舌上白。”《诸病源候论·卷八·伤寒湿蜃候》说：“蜃病之候，齿无色，舌上尽白。”《诸病源候论·卷九·热病候》说：“肺热病者，舌上黄，身热舌焦黑者死。”《诸病源候论·卷三十六·卒被损瘀血候》说：“瘀血舌青口燥。”《诸病源候论·卷四十一·妊娠胎动候》说：“胎动不安……候其母面赤舌青者，儿死母话；母面青舌赤，口中沫出，母死子活。”《诸病源候论-卷七·伤寒候》说：“少阴受之，口热舌干而渴。”《诸病源候论·卷七·伤寒结胸候》说：“脏结病，舌上白苔者滑，难治舌上不苔者，不可攻之。”《诸病源候论·卷八·坏伤寒候》说：“面正赤，燥齿黄焦。”《诸病源候论·卷四十三·产难子死腹中候》说：“妇舌青黑及胎上冷者，子已死也。”《诸病源候论》继承了诺唐以前的舌诊经验，还将舌诊应用于妇女妊娠，并根据舌质的表现来判断产妇和胎儿的生死。
《千金方》中记载有关舌诊的资料，更为全面，如《千金方·卷二。于死腹中第六》说：“妇人难产，而青舌赤，母死于活。”《千金方·卷五-癖结胀诸第七》说：“小儿胎寒偃啼，腹中痛，舌上黑，青涎下。”《千金方·卷十五·热痢第七》说：“下利舌黄燥而不褐，胸中实。”《千金方·卷十八·九虫第七》说：“伤寒齿断元色，舌上尽白。”《千金方·卷十七·肺痈第七》说：“舌上胎滑，此为浮寒。”《千金方·卷二十六·序论第一》说：“渴则咽路焦，焦敏舌干。”《千金方·卷八·论杂风状》说：“舌强不能言，病在脏腑。”《千金方·卷十三·心脏脉论第一》说：“心脏实，舌破。”《千金方·卷十四·舌论第三》说”“脏热则舌生疮，府寒则舌本缩。”《千金方，卷十五，脾脏脉论第一》说：“舌本卷缩，邪热伤脾。”《千金方·卷十六·胃府脉论第一》说：“胃绝舌肿。”
总之，隋唐时期的舌诊内容，无论是在舌质和舌苔的种类、内容，以及和临床上的结合上，都较前有所发展。
宋金时期，舌诊已越来越多地引起医家的重视，如朱肱在《活人书》中说：“背恶寒有两证，三阳合病背恶寒者，口中不仁，口燥舌千也。少阴病背恶寒者，口中和也，以此别之。”前者属热证，后者属寒证，是以口干舌燥之有无来分辨热证和寒证。钱乙在《小儿药证直诀》里提出“弄舌”这一舌态。他说：“脾脏微热，令舌络微紧，时时舒舌，治之勿用玲药及下之，大病未已，弄舌者凶。”弄舌主热板动风，或正气欲绝之候。尤见钱氏对舌诊的观察非常仔细。
郭雍著《伤寒补亡论》中指出，舌苔干燥，皆是热郓伤津的表现。他说：“胸中烦躁，心中懊侬，舌上燥渴，脉沉滑者，皆热证也。”又说：“病人口燥，舌干丽渴，其脉尺寸俱沉者，少阴受病也。”又说：“厥阴经紧则引舌与卵，故舌卷而囊缩；若缓则舌萎，声不得前。”郭雍不但将舌的不同变化作为鉴别证候的虚实寒热的重要方法之一，并将舌诊与脉诊结合起来，使脉舌统一。李东垣从脾胃论的观点，反复提出舌诊与脾胃的关系，如指出饮食不节，可以引起舌干燥；肝气横逆克伐脾胃亦能引起舌干燥，脾阳不提也可以弓起舌干，虽热同是“舌干”，但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证燥之中，临床上需要细心鉴别，在客观上起到了强调综合分析辨证的重要意义。
元代出现了第一部舌诊专著《敖氏伤寒金镜录》，形成舌诊发展的新阶段。敖氏有舌诀十二首，原书已佚，敖氏何许人亦无从查考。现传世之书为杜清碧修改本。杜氏于元至正年间，刊行《敖氏伤寒金镜录》，杜氏以敖氏原十二舌为基础，“犹恐未，复作二十四图”，计辨舌三十六法。杜氏认为此书有“推源寻流，实可决生死之妙也”。明代著名医家薛已亦说：“元敖氏辨舌三十六法，传变吉凶，深为元妙。”又说：“旧有《敖氏金镜录》一篇，专以舌色视病，既图其状，复著其情，而后别其方药，开卷照然，一览具在，虽不期乎仲景之书，而自悉合乎仲景之道，可谓深丽通．约丽要者矣，予昔承乏留都，尝刻之太医官舍，本皆绘以五彩，恐其久而色渝，而致谬误，乃分注其色于上，使人得以意会焉，逆命工登梓，名之日《外伤金镜录》。”又说：“人之一身，皆受生于天，心名天君，故脉为此身之主。舌乃心之苗，凡身之病，岂有不见于此者，尚何内外之间哉，特患人之不化耳。”薛氏不但为舌诊找到了理论根提，于伤寒及其他内外科疾病皆能反映于舌，因此认为《金镜录》不独应用于伤寒，亦能将其扩大应用于其他疾病。
明代陈楠对《金镜录》提为推崇，并认为“脉理玄妙，形但难辨”，所以庸医不易掌提，因此杀人，极力推祟本书，并广为传播。他说：“元若敖氏，抱独见之明，著《金镜录》一书，只以舌证，不以脉辨，其法浅而易知，试而辄效，诚千载不偶之秘书也，予在南部，偶得此书，深珍重之，后会付宪笃齐汤公，出是编示之，提称其善，已命工梓行会稽郡矣，以广其传云。”陈氏重舌轻脉来免失偏。卢复认为此书局限于伤寒不够全面，他说：“敖氏不知何许人，有舌法十二首，以验伤寒表里，杜清碧又增定焉，薛立斋再加润色，流行于世，卷佚单薄，虽传不能久存也。此法大裨伤寒家，乃识伤寒之镜法，人身伤寒，气从同类，则肾水有余，而凌犯心火矣，所谓人伤于寒，则为病热者此也，故色见徵于心之苗，茁者，其舌也，欲辨内外风寒者，非舌不可为据。敖与杜虽能传之，但尚未达其所以然，丽予姑妄拟之如此。伤寒侬视舌识病，则风、暑、湿恐亦有定法，当俟后之作者。”
《金镜录》的出现，对于祖国医学的舌诊学来说，是一块里程碑，尽管其中存在不少缺点，尤其单纯以舌辨证，失于片面，所列方剂，多出于《伤寒论》，亦有牵强附会，过于呆板之弊，但它开拓舌诊专著之先河，对以后舌诊学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，对于以“平脉辨证”为经典方法的诊法，亦是一个冲击。《金镜录》虽然对“平脉辨证”的经典方法进行了冲击，但在很长时间并未能引起多大反响，在长达200年的时间，未能受到医家的应有重视。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千余年来，张仲景“平脉辨证”的经典方法的诊法，一直占领着统治地位，历代医家将其奉为龟鉴，凡不尊仲景之法者，皆祖为离经叛道，在这种伤寒一统天下的情况下，敖氏之说就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，《金镜录》亦就很难广为流传。一直到明代嘉靖年间《金镜录》才被薛已偶然发现，并祖力推崇，从新刊行。但薛氏只推崇他认为“与仲景钤法典旨同者”的部分，面他认为，于伤寒家多有不切”的部分并不推崇。其次《金镜录》每列一舌，后附方药，其方多出于《伤寒论》，只以舌辨证，全然没有仲景辨证的观点，方法过于死板，亦难为伤寒家所接受。再者《余镜录》舌与苔的配合形式亦多不切合实际，临床实用价值不高，如文中白苔舌“舌见白苔滑者，邪初人里也，丹田有热，胸中有寒，乃少阳半表半里之证，宜用小柴胡汤，栀子豉汤治之”。舌苔白滑乃为表证挟湿之证，而决非是上寒下热证。
由于以上种种原因，舌诊学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，其转折点是从明代开始，到清代湿热学说的兴起，舌诊学的发展始进入了余盛时期。
明清以后，舌诊学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全面的发展，尤其清代温热学说的兴起，对舌诊的重视和研究远远超过了脉学，舌诊论著，层出不究，甚至轻脉重舌者，亦不乏其人，如薛生白说“湿热之症，脉无定体，或洪或缓，或伏或细。各陡证见，不拘一格，故难以一定之脉，拘定后人眼目也。”从中可以看出对舌诊的重视程度。这一时期主要的舌诊著作有：明末申斗垣的《伤寒观舌心法》：本书在《伤寒金镜录》的基础上，发展为一百三十七舌，集明代以前舌诊之大成。清初张诞先著《伤寒舌鉴》，在《伤寒观舌心法》的基础上，增损为一百二十图，分为白、黑、黄、灰、红、紫、霉酱、蓝等八类，每类除总论外，各种图形均有说明，以舌辨证，简明扼要。后傅松元又在《敖氏伤寒金镜录》、《伤寒观舌心法》、《伤寒舌鉴》及叶天士观舌法的基础上，视括伤寒、湿病、杂病各种验舌方法，编著《舌胎统志》。他以舌色为靖，分为枯白、淡白、淡红、正红、绛、紫、青、黑八门，每一种舌插人各种舌苔，以做为临床辨证的依据。他说：“余尝历览《金镜录》之三十六图，《观舌心法》之百有三十七图，张诞先《伤寒舌鉴》之百二十图，叶天士湿证舌辨之做百言，虽议论颇详，惜只辨于伤寒之门，绝不与杂证同谈，不知杂证在里之邪，昭昭于舌上者，也复不少，然则采伤寒门之捷径，以补杂证中之妙用，又岂不可！因作《舌胎槐志》，缵伤寒之傍门，开杂证之便道，汇成一书，以公同志。”又有刘以仁编《活人心法》内有蜀人王文选《舌鉴》一卷，集《伤寒金镜录》三十六舌、张诞先一百二十舌、段正谊《湿疫论》十三舌靖损为一百四十九舌，对舌诊辨证经验颇有补充。梁特岩十分推崇张诞先之《伤寒舌鉴》，欲求未获，而仅得王文选之《舌鉴》，他认为《舌鉴》有几点不妥：
1、太拘执五行，以色之生克来判断疾病的轻重生死，不妥；
2、拘执伤寒日数，不知疾病有千变万化，安能拘执古法；
3、只以舌色辨伤寒，而不知辨种种杂证。
因此他将王氏《舌鉴》原文逐条加以辨证，并增加了杂证的辨舌方法，编著《舌鉴辨正》，卷首冠以全舌分经图，并附绘图一百四十九幅，颇为领细。近年来出版的还有刘恒瑞的《察舌辨证新法》，主要论述了白、黄、黑三种舌苔的辨证方法，并论及舌苔变化的吉凶和苔之真退假退，瑞论结合实际，颇能指导临床。曹炳章的《彩图辨舌指南》，广集古今中外有关舌苔文献编辑而成，并绘有彩图一百二十二幅，墨图六幅，以现代医学之解剖、组织、生理学的观点，阐述祖国医学舌诊的原理，集历代舌诊精华于一书，是学习和研究舌诊的重要参考书。
杨云峰的《临证验舌法》以舌质与舌苔的形色——浮、胖、坚、敛、干、燥、滑、润、黑、白、青、黄来分析病情的阴阳虚实，辨证论治，颇能切合实际。邱骏声的《国医舌诊学》是综述性质的舌诊书。方仁渊的《舌苔歌》、陈景歧的《辨舌入门》、缪宏仁的《舌诊学》、何舒的《舌诊问答》等，皆通俗易懂，对初学入门者，颇较适宜。历代有关舌诊的论述还见于李楗的《医学入门》、王肯堂的《证治准绳》、何梦瑶的《医碥》、张介宾的《景岳垒书》、陈士铎的《石宜秘录》、胡玉海的《伤寒一书》、林之翰的《四诊抉微》、张石顽的《伤寒绪论》、叶天士的《温热论》《石芾南的《医原>、吴坤安的《伤寒指掌》、章楠的《伤寒论本旨》、王孟英的《温热经纬》、汪宏的《望诊遵经》、周学海的《周氏医学丛书》等各种书中，皆有精辟的见解和独到之处。尤其是叶天士对于温热病的验舌，言简意赅，对于指导临床治疗温热病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
解放以后，众多热爱祖国医学的人，对祖国医学这一伟大宝库进行挖掘整理，舌诊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，他们学习先贤的经验，结合临床观察，进行客观分析，并运用现代医学科学技术，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，实事证明，舌诊在反应机体内的生理病理变化，指导临床辨证论治，确有科学的根据和独特的意义，有关的文献资料不下百数十篇，60年代北京中医学院编撰的《中医舌诊》，是根据祖国医学的理论，总结历代舌诊学的成就，以舌质舌苔为纲，以舌体、舌色、苔质、苔色为目，及舌与苔的结合，系统地将诊察舌苔的知识，简明扼要地予以阐述，自出版以来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1976年再版时又做了必要的修改，增加了有关的现代医学内容，是解放以来一部较好的舌诊专著。
还应特别指出的是，一部分热爱祖国医学的西医同道，对于祖国医学的舌诊学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，有关的研究文章各种期刊披露极多，其中尤以上海陈泽林、陈梅芳氏于1963年著刊的《舌诊研究》最为突出，此书广博中外学者有关文献，运用现代科学仪器，采用现代科研成果，对舌质、舌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，应用现代医学的解剖学、组织学、生理学、生物化学等知识，阐述各类舌像的形成机制，在系统整理先贤对各种舌像的分类及临床意义的基础上，结合自己的实际观察，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，对每一类病理舌像都提出几种简明扼要的临床辨证意义，并附有各种舌像彩图80余幅。书中贯彻中西医结合精神，理论联系实际，实事求是，堪称一部非常好的舌诊专著，此书无论对研究中医学的学者，还是中医，西医学习中医的医师，以及中医院校的学生都是一本极好的参考书。
总之，舌诊起源手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》，张仲景首将舌与苔加以区别，并具体运用到辨证论治中，为以后舌诊学的理立起到了引导作用。晋代王叔和的《脉经》及隋唐以后的众多医家在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》的基础上，对舌诊的内容都有所补充和发展。元代《敖氏伤寒金镜录》的出现，宜告舌诊学的建立，将舌诊傲为中医学主要的诊断方法之一的地位理定下来。明清以来，由于温热学说的兴起，舌诊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，有关舌诊专著，文献屡见不鲜，内容也日臻完善，至此，舌诊学的发展远远超过脉学的发展，因此出现了重舌轻脉的倾向。解放以后，在党的挖掘整现祖国医学伟大宝库的号召下，广大的医务工作者，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，北京中医学院以传统的方法编撰了《中医舌诊》，系统介绍了舌诊学的内容和临床意义，很有实用价值。陈泽林、陈梅芳氏采用现代科学方法，对舌像进行了研究，编撰了《舌诊研兖》，阐明了各类舌像的形成机制及临床应用价值，二部书从不同的角度出发，各具千秋。实践证明，舌诊无论是反应机体内的生理、病理变化，还是指导临床辨证，确有科学的根据和重要的意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