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医治疗外感病，很重视放邪出路，即指运用某些治疗方法，促使病邪从外而解。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指出：“其有邪者，渍形以为汗;其在皮者，汗而发之”、“其高者，因而越之;其下者，引而竭之。”就是根据病邪所在的部位和病情发展趋势，因势利导地采取放邪出路的方法。汉·张仲景《伤寒论》继承和发展了《黄帝内经》的旨意，在治疗外感热病中，广泛应用汗、吐、下诸法以祛除邪气，如麻黄汤之开腠发汗，桂枝汤之解肌散邪，瓜蒂散之涌吐，承气汤之攻下，五苓散之渗利等。金元时期，刘河间制防风通圣散，融解表、泻下、渗利于一方，使表里上下之邪由窍道而出，实为放邪出路的经世名方。明清时期，温病学家治病亦十分重视放邪出路，其后，吴又可、叶天士、王孟英等治疗温病(含温疫)，亦力主此法。正如周学海所说：“凡治病总宜使邪有出路，宜下出者，不泄之不得下也;宜外出者，不散之不得外也。”联系现代临床，以下法为例，有报道治疗中毒性菌痢38例，在西药对症处理的同时，加用中药复方大黄汤(大黄、川芎、银花、连翘、黄芩、黄柏、夏枯草、知母、木香)促使细菌及其毒素尽早排出体外，与单用西药对症处理组10例比较，疗效显著提高。
毒随邪入，注重清热解毒 疫病的证候特点，多为热胜毒盛，因此清热解毒法在疫病治疗中广为应用。刘河间治病很重视清热解毒，王孟英盛赞其“创立清热解毒之论”。喻嘉言治疗温疫尤推崇解毒之法，尝谓：“上焦如雾，升而逐之，兼以解毒;中焦如沤，疏而逐之，兼以解毒;下焦如渎，决而逐之，兼以解毒。”其解毒之法，于上、中、下三焦之病证，一以贯之。明清时期温病温疫学家不仅沿用白虎汤、犀角地黄汤、黄连解毒汤、三黄石膏汤等方，并创制了不少清热解毒的经世名方，诸如银翘散、化斑汤、清营汤等，广泛应用于温病温疫临床。如余师愚所创制的清瘟败毒饮，融白虎汤、黄连解毒汤、犀角地黄汤于一方，其清热解毒之功甚著。现代有报道用清瘟败毒饮化裁治疗钩端螺旋体病68例，基本方为水牛角(代犀角)、生石膏、生地黄、土茯苓、薏苡仁各30g，黄连6g，知母、黄芩、栀子、丹皮、赤芍各10g。每日1剂，病情危重者每日服2~3剂，结果治愈65例。
疫易伤阴，强调生津养液 鉴于疫病易出现伤津劫液的病理特点，因此养阴法是治疗疫病的重要法则。前贤治疗温病(含温疫)强调“存得一分津液，便有一分生机”。吴鞠通著《温病条辨》，自称“本论始终以救阴精为主”。温病温疫学家对养阴法的理论和实践曾作出了卓越贡献，其中吴鞠通尤为突出，他将养阴法分为甘寒养阴(如沙参麦门冬汤)和咸寒养阴(如加减复脉汤)两大类，分别适用于肺胃津伤和肝肾液耗，极大地丰富了养阴法的应用范围。在现代急性传染病治疗上，充分显示了养阴法的重要作用，以流行性出血热的治疗为例，有人提出了早用、重用滋阴法的见解。如在发热期，只要见到舌红少津，口渴或汗出较多，就参入养阴生津之品，如生地、麦冬、芦根、天花粉等，可使病人度过低血压和少尿期的危重时间缩短，变证、险证减少，而且无留邪之弊。所谓重用，即在本病低血压后期和一进入少尿期即重用生地、玄参、西洋参、龟板、鳖甲、麦冬、阿胶、鸡子黄之类，其中生地常用至60g~120g，玄参常用至30g~50g。在遇阴竭欲脱或气阴耗损较重时，常以西洋参10g~20g煎汤代茶，频频灌之，而获效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