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肺为燥痰，治宜润燥利气
痰在肺，多为燥火，盖肺为娇脏，既不耐湿，更不耐燥。燥热伤肺，肺阴不足，虚火灼金，炼液为痰，其痰少而难出，是为燥痰。李时珍谓之“痰丝”，以“痰丝”名燥痰，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燥痰之病机，而且描述形象贴切。李时珍认为，燥热灼肺所生，当用阴柔之品以润之，故用麦冬、五味子为丸服，酸甘合化，滋养阴液，肺燥得润，虚火得敛，则燥痰自化。其他如枇杷叶、天花粉、瓜蒌实、贝母等，亦是李时珍润阴化痰中经常选用之品。
在脾胃之痰，治法有燥润之别
脾胃为后天之本，气机升降之枢。太阴湿土得阳始运，阳明燥土得阴自安。若脾胃升降失司，阴阳失和则痰涎停聚，百病始生。痰病的治疗，不可单纯见痰治痰。在脾胃之痰，治法有燥润之别。在脾应健脾理气，燥湿化痰，使气机流通，水精四布，则痰化饮消。痰饮为阴邪，遇寒则凝，得湿则行，故以湿运为主。朱丹溪指出：“治痰法，实脾土，燥脾湿，是治其本也。”
清代叶天土在胃阴学术基础上，进一步发挥了痰饮学说，从调理阴液精血出发，以杜绝生痰之源。叶天土认为“胃易燥，性喜柔润”、“胃主通降”、“所谓胃宜降则和，非用辛苦降，亦非苦寒下夺以损胃气，不过甘平或甘凉濡润以养胃阴”。外感湿热，燥邪与五志过极及误用汗、吐、下法伤津，皆能损伤胃阴。胃阴损伤，失其通降，则水谷聚生痰浊。胃燥津竭，土不生金，则肺燥生痰，又胃阴虚火旺，虚火循肺脉上犯肺金，则灼津为痰。故在治法上，以甘凉平润之剂濡养胃阴，回津生液，收摄虚火，兼能培土生金，加以饮食调理，如此可治生痰之源，不消痰而痰自消。
在肾之痰，治宜温肾纳气固本
肾为水脏，内含真火以温煦诸脏，司气化开合。肾阳弱，开合不利，化气行水失权，则水泛为痰，凌心射肺，致虚喘短气。《黄帝内经》云：“痰之本，水也，源于肾。”明代医家李时珍指出：“肾主水，凝则为痰饮，溢则为肿胀。”李中梓指出：“在肾经者，名曰寒痰。”临床以“脉沉，面黑，小便急痛，足寒而逆，心多恐怖，其痰有黑点而多稀”为特征。治宜温阳化痰，方用姜桂丸;偏肾阳亏虚，同服八味地黄丸;若脾肾虚寒，痰多食少者，又宜用胡椒理中丸。
叶天士在《临证指南医案》指出：“痰症之情状，变化不一。古人不究标本，每著消痰之方，立消痰之论者甚多，后人遵其法而用之，治之不验，遂有称痰为怪病者矣。不知痰乃病之标，非病之本也。”痰饮之生原本于水，而肾主水。叶氏针对肾虚痰泛之证，用酸甘柔腻及血肉有情之品益精固肾，摄水制痰，使元气日强，痰必日少。可见其深悟治本之要决。
在心为热痰 治宜清热豁痰
心主神明，为五脏六腑之大主，属君火之脏，为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中枢。若平素痰热内蕴，复因外感六淫之邪，或情志抑郁，五志化火，灼津成痰，均可形成痰热之证。世以“丹溪为滋阴派”和“杂病用丹溪”之说。他认为痰在膈间或痰迷心窍，使人“癫狂，或健忘”;指出心阳虚则痰浊凌心，心窍被痰浊所迷，则发惊悸;若郁在心胆经，则宜温胆汤;“失志之郁，涎聚在心脾经”，则怔忡、惊悸，治宜安志汤。
清代名医王孟英对痰之病机，责之于“火”。对痰、火、气三者互相纠结，互为因果的病理机转，阐述尤为贴切。用药不犯一味温升，厚浊之物亦皆避之。
在肝为风痰 祛风豁痰分阴阳
肝为刚脏、主藏血，体阴而用阳，性如风木，易于动风。若情志不遂，致肝气不得疏泄，阻碍气机，则气滞痰生，或肝郁化火生风，灼津为痰，风痰内盛而发病。丹溪对风痰盛，出现“痰随气上”、“痰厥头痛，胸膈多痰，动则眩晕”，甚则“昏厥头痛”者，以治痰为先，用东垣半夏白术天麻汤之类。万密斋条达肝气以治痰，其论治妇女肝经痰郁不孕，常在化痰剂中加香附、青皮、陈皮、郁金、柴胡等品，疏肝解郁，气行则痰清。温病名家王孟英对痰、火、气互为因果的病理机制尤为重视，治痰尤其灵活，对肝火内炽，痰热纠结而致之癫狂、麻木、眩晕、半身不遂、乳核等证，认为“必攻去其痰，使邪无依附而病自去，切勿以高年而畏峻药”。
